在厦门战役中，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。时任厦门防卫司令曹福林得知汤恩伯、刘汝明逃跑后，在滩头阵地上生气地说：“他妈的！平时争权，临危溜掉，便宜了他们，苦了我这个傻瓜。”
一支军队真正垮掉，往往不是从第一声炮响开始，而是从指挥官心里先打退堂鼓开始。1949年10月的厦门战役，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场面：前线还在打，后方已经有人盘算退路；士兵还在滩头抵抗，将领却开始找船离开。
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，福建战局也发生了根本变化。福州解放后，人民解放军继续向东南沿海推进，厦门成了国民党军在福建沿海少数还想守住的重要据点。
厦门岛位置特殊，靠近金门，既是海防据点，也是撤往海上的跳板。1949年10月15日夜间到16日，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发起渡海作战。
登陆部队冒着海上风险，向厦门岛北部以及鼓浪屿方向推进。那时候渡海条件远不如后来，很多船只是木船、帆船，风浪、潮水、火力压制都是难关。
但解放军准备充分，行动果断，很快在部分滩头站住了脚。守岛的国民党军本来指望凭海岸线拖住攻势，可解放军一旦登上滩头，局面就变了。
防守一方最怕的不是对手登陆，而是登陆后拔不掉、压不住。滩头阵地一被打开，守军的心理防线也跟着松动，很多部队开始各自为战，命令传不下去，撤退也没人统一安排。
汤恩伯很快意识到厦门守不住。他没有把自己放在最危险的位置，而是以“到军舰上指挥作战”为名，给自己留好了后路。
战场上这类说法听着像是调度全局，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，一旦指挥官离开陆地，意味着他随时可以先走。刘汝明听到风声后，也坐不住了。
他带着身边人员去找汤恩伯所在军舰。找船这件事，本身就说明厦门防线已经乱了：主官不在阵地，兵团司令不在指挥所，大家最关心的不是如何稳住防线，而是谁能抢先找到离岛的通道。
更巧的是，刘汝明赶到时，汤恩伯正准备登船。两人见面后，场面没有什么慷慨激昂，也没有临阵整军的气势。
汤恩伯顺势说一起上船指挥，刘汝明也就跟着去了。所谓“上船指挥”，最后变成了离开厦门，退往金门方向。
曹福林当时还留在厦门战场。他是厦门防卫司令，按道理说，前线阵地出了事，他必须顶在前面。
可当他得知汤恩伯和刘汝明已经撤离时，心里那股火压不住了。于是才有了那句粗话：“平时争权，临危溜掉，便宜了他们，苦了我这个傻瓜。”
不过曹福林并没有真的留下来死守到底，他后来遇到汤恩伯的亲信毛森，知道对方可能有逃生办法。没过多久，海面上果然来了小汽艇，还放下舢板接人，曹福林抓住这个机会，跟毛森一起离开厦门，前一刻还骂别人临危先跑，后一刻自己也走上了同一条路。
这正是厦门战役中最耐人寻味的一幕。它不是单纯的个人笑话，而是一支败军内部生态的缩影。
高级将领之间互相埋怨，可真到生死关头，选择却惊人相似：能走就走，能上船就上船，至于阵地上的普通官兵，只能听天由命。汤恩伯、刘汝明、曹福林等人先后逃离后，厦门守军失去了核心指挥。
没有统一号令，没有可靠退路，也没有足够船只转移，大批国民党官兵被困在岛上。有人继续零散抵抗，有人放下武器，也有人试图自行逃命，但大势已经无法改变。
10月17日前后，厦门战役基本结束，厦门获得解放。对人民解放军来说，这是一场沿海渡海作战的胜利，也是福建战局推进的重要一步。
对国民党军队来说，这场战役暴露出的不仅是军事失败，更是组织松散、军心动摇和上层失责。有人说厦门守军“一触即溃”，并不是说每个士兵都没有抵抗，而是说整个防御体系经不起冲击。
士兵再想守，如果上面已经准备撤；阵地再坚固，如果指挥链断了；武器再多，如果军心散了，最后都很难形成真正有效的防守。厦门战役的教训很清楚：战场上最怕的不是局势艰难，而是指挥层先失去担当。
真正能稳住队伍的，不只是枪炮和工事，还有上下一致的信念。国民党军在解放战争后期接连失利，很多时候并不是某一场仗突然打坏了，而是长期积累的问题集中爆发。
平时争权，临危逃散，这八个字足以概括当时不少国民党将领的状态。他们在纸面上还有番号，在地图上还有防线，在会议里也能喊口号，可到了真正要负责的时候，行动比口号更诚实。
厦门战场上那几艘离岸的船，把这种反差表现得很清楚。历史看久了会发现，胜败并不只在炮火强弱。
一个阵营能不能凝聚人心，一个指挥官能不能承担责任，一个部队能不能在危急关头保持秩序，往往决定了最后的走向。厦门战役中，解放军敢打敢上，组织有序；国民党军高层各顾各的，结果自然不同。
今天再看曹福林这句话，不必只把它当成一句战场粗口。它背后有愤怒，也有自嘲；有对别人逃跑的不满，也有对自己处境的惊慌。
它让人看到，1949年那个秋天，厦门岛上的国民党军并不是被一声命令打垮的，而是在混乱、犹豫和互不信任中一步步走向失败。
部队能不能打，除了看装备，更要看谁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承担后果。那些平时掌权的人，若在危急时只想着自己脱身，就算手里还有兵，也很难守住阵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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